“裴先生最使我敬佩的是他心胸开朗，他的思想好像一潭清水，明澈到底，连其中的沙粒都使你看得清清楚楚。”

这是裴文中的至交贾兰坡对其作出的评价。

作为我国著名的史前考古学、古生物学家，裴文中先生的传奇人生更是让人津津乐道、神往久之。

1979年，裴文中在小长梁遗址。“中国科学院形象资源建设”研究团队供图

名扬天下

1927年，25岁的裴文中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后，到“中央地质调查所”工作。次年，即参加北京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工作。

他是经时任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先生推荐，才加入其中的，开始只是从事挖掘的辅助性工作。

而这对于当时的裴文中无疑是雪中送炭，“毕业后，欲教书无人聘请，欲做事又无门路可走。流落在北平，穷困已极。”这即是当年年轻的裴文中的现实处境，生活穷苦，也看不到事业的出路。

正是周口店，给他的人生打开了一扇门，通过这扇门，他的征途是星汉灿烂。

当然，这并非坦途，而是充满了各种意想不到的艰辛。裴文中回忆当时的心境，可谓是感慨良多，自己从地质学“跨界”参加古人类遗址考古发掘，必然面临着知识结构的巨大鸿沟。“我在未赴周口店之时，对脊椎动物化石是什么，真是毫无所知……我第一次赴周口店之时，那是专门接洽食物而去的，接洽完毕之后，有一位工人带我到开掘化石的地方去看。他拣一个牙，说：‘这是鹿牙’，又拣起一根小骨化石，说：‘这是鸟骨’。我真有些害怕，工人都如此程度，我可怎么办？”

为了尽快“补课”，他手不释卷地阅读古生物学的各种书籍，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。有一次，他去修鞋铺修鞋，一手拿着鞋，一手拿着书，结果到了目的地，竟然发现手里的鞋不见了。

对他而言，周口店的一切都是新鲜的。但是，对于已经从事了大量现场挖掘劳作的科学家和技工而言，大家却都倍感怠倦。自从奥地利古生物学家斯丹斯基发掘出2颗古人类牙齿以来，周口店虽然出土了大量脊椎动物化石，但一直没有什么有价值的古人类化石出土了。

当时周口店挖掘现场的一位负责人记录道：“日日如此，自觉有些生厌……好像成了工头一样。”

1929年12月，因偶然的机缘，年轻的裴文中被临时安排主持周口店遗址发掘工作。那时，因天气寒冷，挖掘团队很快收到了停工令，但他执意要求再坚持两天。而正是这两天的坚持，掀开了考古史上崭新的一页。

1929年12月2日，当时天色已晚，洞内漆黑，点着蜡烛发掘。贾兰坡等的《周口店发掘记》生动追忆了当时的场景：“也许是因为天气寒冷，或者是由于到了下工的时候，周围是静悄悄的，如果不是有节奏的锤镐声不时地传出来，简直不会知道有人在里面工作。可是就在这静悄悄的气氛里，裴文中忽然大声叫了起来：‘这是什么？是人头！’”

他不顾危险，吊着一根绳子亲自下到洞里，反复查看比对，连夜清理化石。当天晚上，即基本确认了发掘出来的化石是古人类化石，即向时任地质调查所所长的翁文灏先生发出电报。电报使用了极为简短而谨慎的文字——“顷得一头骨，极完整，颇似人”。

这封考古史上震惊中外的电报，记录下北京猿人第一个头骨化石的发现，也成为中国古人类学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。这块头盖骨化石的出土，为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搭建起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框架，翻开了人类学研究史上的全新一页。而裴文中的人生也因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从一名普通的青年考古工作者，成为名扬天下的考古学家。

翁文灏先生作为其伯乐、知己、领导者以及观察者，对此作出了颇为中肯的评价，“这五六年中裴先生既在山上实地采掘，又在室内专心研究，从不识猪牙鹿骨之人，一变而成为古生物专家，世界学者莫不闻知他的大名，这是需要如何分量的努力用功，方能到此境地。”

满头皆白

全面抗战爆发后，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在战乱之中神秘失踪了。

为了保护周口店遗址和化石，裴文中可谓是倾尽心血，忍辱负重，每月仅仅领取价值20斤玉米面的月薪，没有被日本侵略者的威逼利诱击败。

1941年，日本安排人员准备成立周口店调查所，在周口店继续开掘，反复向当年参与发掘的学者追问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下落。裴文中以未经手此事作答。他在北大地质系讲课，但凡提到东北时，均称之为“东三省”，从不提什么所谓“满洲国”，以表明他坚持民族气节、不承认日伪傀儡政权。因此，裴文中被日伪视为“私通八路”的反日分子。

1944年，日本宪兵队逮捕了裴先生，再次逼问化石去向。在一次审讯中，他不堪凌辱，与日本的审判人员对打起来。日本审判人员恼羞成怒，不停给裴文中灌凉水与辣椒水，并以所谓“顽固不化”的罪名决定判他15年徒刑。

日本审判人员还故意问，“判得重不重？服不服？”裴文中大义凛然作答：“太轻了，按你们的逻辑就该枪毙！徒刑就徒刑，枪毙就枪毙，何必啰嗦！”对方又假惺惺地问：“你把我们看错了，现在我们就放你回去，你还抗日不抗日？”他不顾性命，义正词严地回答：“要我不抗日只有一个条件，就是日本人退出中国去。只要日本人占领中国的地方，杀中国人，（那么）是中国人就要抗日！”

由于裴文中在全世界学术界具有极高知名度，日寇迫于社会压力，在关押他36天之后，只得予以释放。裴先生出狱的时候，已经满头皆白了。

后来，他的学生在裴文中家中，偶然看到一张裴文中出狱时的照片：一身白衣，瘦瘦的身躯，顶着一头白发，倔强而坚强。裴文中回忆这段往事，则笑着说：“伍子胥过文昭关，不也一夜须发皆白嘛！”

壮行西北

抗战结束之后，裴文中率领西北地质调查队，于1947年在甘肃渭水流域、西汉水流域、洮河流域及兰州附近开展了3个月调查试掘，发现了天水西山坪、武山石岭下遗址等众多史前遗址，1948年又在甘肃河西走廊和青海湟水流域以及青海湖附近开展了3个月的考古调查。

这次西北之行可以说是险象环生。那时正处于战争时期，西北情况极其复杂，军阀割据，土匪横行。在这种情况下从事科学考察的危险可想而知。

裴文中先生则充分展示了其丰富的人生经验和生活阅历，与三教九流打交道，只为安全顺利开展科学考察工作。

据李有恒先生回忆，裴文中带队发掘一处墓葬，请来几个当地民工挖土方。有一天，竟然挖出了随葬的金饰品。那时，贾兰坡先生还比较年轻，看到出土的金饰品，大声说，“啊！这是金子！”民工们都露出羡慕怪异的目光，这些人来源复杂，周围都是荒山野岭，甚至还有盗贼出没，情况非常危险。

裴文中先生立即板起面孔问：“你好好看看，这是金子吗？”贾兰坡马上反应过来，改口道：“我看错了，这哪里是什么金子，这是铜做的呀！怎么这么像金子呢？”就这样，紧张焦急的气氛一下子缓和下来了。

通过西北考察的调查发掘，裴文中提出大量具有真知灼见的学术观点，比如1948年《燕京学报》第34期发表《临洮临夏附近史前人类遗址调查简报》，指出“洮河流域之彩陶，与渭河上游彩陶文化鼎盛时期之彩陶，颇有相似之处，然就纹饰而言，亦不无少别，故吾人恒以马家窑式彩陶称之”，为马家窑文化的最终命名奠定了基础。